“十四五”时期如何更好实践“两山”理念
来源:未知    时间:2020年12月03日    分享:

摘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是“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科学实践,必须在区域、流域一体化,协同化发展的空间格局中进行,高度重视工业对绿色转型的经济保障作用,将各地有基础、有特色、有优势的资源禀赋逐步转化成为绿色产业基础。

关于“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结合新发展阶段作出了建设和改革部署。按照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施须保持战略定力,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发展绿色、低碳经济,通过科学的路径,按照科学的部署,采取科学的方法,努力将绿水青山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全面、充分、有效地转化为金山银山。





“十四五”时期“两山”理念的科学实践路径

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因此各地各部门要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也要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中适度发展绿色经济,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国内实践,过去几年已经取得突出成绩,一些地方已经探索出自身特有的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模式,但是基于经济社会基础以及自然地理条件和天然禀赋等差异,一些地方的特色模式难以被其他地方复制,因此需要厘清实践路径和方法,因地制宜、科学地借鉴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目前形成共识的转化路径和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依托绿水青山提供的生态环境容量开展工业活动,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二是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通过旅游、康养、绿色农业、药物种植等方式转化为经济价值;三是通过绿水青山吸引人才来工作或者学习,吸引投资者来投资兴业,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营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国际实践,必须坚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公平、合理、互惠地实施。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绿水青山,将本国的污染型产业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绿水青山变成了发达国家的金山银山。中国应当避免走发达国家的这条历史老路,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输出的产业需坚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在互利共赢的同时走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将这些国家的绿水青山在严格保护中转化为他们自己的金山银山。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企业普遍表示,不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要求的企业,如果贸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既会面临国际指责,也难以适应这些国家日益升级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要求。绿色资本和产业输出在“十四五”时期应当注意这一点,确保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上的绿色口碑越来越好。





“十四五”时期“两山”理念的科学部署思路

目前,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2万—3万美元,这些国家还在持续发展,到2035年,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会提升。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但人口基数大,要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今后GDP的年均发展速度至少应为5%-7%。在这个时代背景下,2030年之前我国要实现碳排放达峰的承诺任重道远,要在其后30年时间内实现碳中和的难度更大。为了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避免遭受某些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绿色低碳制裁,我国必须通过科技进步、管理进步和全面转型等措施,将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的历史承诺与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中国和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十四五”时期统筹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有机统一,可以采取如下部署思路。

一是提倡全社会向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转型,实现绿色和低碳发展,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为此,需要持续推进城乡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补足生态环境保护的短板和弱项,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减少面源污染,提升环境容量。

二是大力发展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稳妥推进核能发展,减少对传统化石原料的依赖,深度削减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可将化石能源消耗管控、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与生态保护、污染防治一起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内容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的指标体系中。

三是按照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目标,适度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气候变化相统筹,将传统大气污染的排放管控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管控相统筹,将PM2.5的削减和臭氧的排放管控相统筹,将多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管控相统筹,将污染防控和健康保护相统筹。同时,重视并减轻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负担,统筹提升区域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绩效。此外,建议继续开展水专项、大气专项、土壤专项等领域的攻关研究,突破生态环境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为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的提升夯实适应性基础。

四是打通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运行的关键堵点,形成衔接协调、运转顺畅、实施高效的生态文明文化体系、经济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安全体系,提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综合绩效。特别是要对一些单一的改革措施予以整合和优化,巩固发展长项,补足短板领域,增强弱势方法,如对地上、地表、地下和水面、水体、河床或者海床、水体底土分设权益,实现权益的精准化保护;深化环境信用体制改革和制度衔接,强制推进生态环境责任保险和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衔接等。

五是以问题为导向,对生态文明体制和制度进行集成创新。如以实现长江大保护、黄河大保护、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实际要求为导向,创新开展流域和区域绿色发展立法工作,推进政策和制度创新,思考建立什么样的体制,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创新什么样的机制,实施什么样的责任,对现有生态环境法律规定的一般性制度进行整合和集成创新,更好满足区域和流域绿色发展的需要。

六是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机制,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机制,探索建立能源产业创新体系、绿色产业认证体系、气候变化融资体系等。





“十四五”时期“两山”理念的科学实践措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十三五”时期对于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十四五”时期,应当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继续深挖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创新潜能,针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突破性改革,构建阶段性的政策和制度矩阵体系,通过以点带面、流域与区域统筹、集成创新等方式,凝聚民心、汇集民智、发挥民力,同心、同向、同行,将绿水青山全面、系统、深入、高质量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既保护生态环境,也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科学实践,必须在区域、流域一体化,协同化发展的空间格局中进行。各地要在区域和流域的尺度内找到本地区产业的发展定位,加快产业协同发展,补齐产业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工业产业聚集,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升。这种竞争与合作关系,既是区域和流域范围内的,也是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因此不能封闭地搞小竞争、小合作和小循环。全球化是长期趋势,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但不能因为短时间的挫折就放弃优势绿色工业产业的全球竞争和合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科学实践,必须依靠工业的支撑,不能忽视制造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和对绿色转型的经济保障作用。我国中西部不少地区,尽管山清水秀,但交通不方便、工业不发达且人才资源匮乏,对上级财政扶持或者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较为依赖。而这些扶持和支援的经费主要来自发达地区提供的工业经济收入和本地城镇化收入。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方式,推进城乡和工农的联动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如果没有优势工业的保障、特色绿色产品或服务的支撑、大中城市需求的拉动、城市投资者的促进及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高标准生态补偿,绿水青山就难以转化为金山银山,城市和乡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新局面也就难以形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科学实践,必须稳中求进,不可“大干快上”发展超越需求总量的生态产业,也不可盲目复制一些不符合本地实际的异地模式。过去几年,民宿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有的地区便“大干快上”,由投资资本或者乡镇政府整体购买一些古村的使用权,让村民整体搬迁,结果却由于区域的社会消费能力有限,民宿经营惨淡。另外,过去几年很多地方通过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治,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升,吸引了大量游客,这对原先以生态优势招徕游客的地方造成了冲击,在景区参访量或者民宿入住率下降、当地农产品销售量下滑甚至滞销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绿色农业发展变得很困难,久而久之,不少改造就变成了“半拉子工程”。基于此,“十四五”时期各地应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和污染防治工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尤其要重视和维护自己的人文特色和绿色发展优势,以此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科学实践,必须是有基础、有特色、有优势的逐步转化。各地需结合自己的生态、产业、社会实际,加强交通、信息、环境设施和专业人才培养等基础性工作,发掘自身在绿色制造、绿色旅游、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等方面的综合性优势,让绿水青山有条件、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守得住也守得久。

此外,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十四五”时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理念的科学实践必须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通过“三线一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科学管控生态保护、农业生产、生态旅游和绿色工业空间,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海陆统筹和水陆统筹,既保障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也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